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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 saving capitalism (1)book comments for
Saving capitalism.
（以下部分是书中观点，部分是自己的想法或猜想，未必是作者本身意思）
过去所理解的资本主义是有偏差的。资本主义被当成一个贬义词。资本家，血汗工厂这些都成为资本主义的一个罪证。Rajan和Zingales这本书很好的阐释了什么是理想的资本主义，以及实现中的问题。
1.在这本书中，资本主义(Capitalism) 与自由市场(free market)划成等号。资本主义就是有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以及维持这一套体制所需的辅助设施（比如法律以及国家强制执行的机关），这个自由市场最基本的特质就是竞争性。
这个市场为什么叫自由市场呢，为什么不叫民主市场呢？自由（竞争）才能保证这一套市场机制起作用，而非民主。如果靠民主，一个行业某个商品的价格可以由大家投票决定，市场就不起作用了，那样，不论你厂家这个商品质量好或质量坏，都是一个价格，怎么可能激励厂家提高产品质量呢，最终也会使消费者权益受伤害。那么靠自由竞争呢，每个厂家自由决定自己产品的价格，消费者用购买行为来投票，那些物美价廉的商品自然会受青睐，工厂之间争夺消费者的竞争会逼迫生产者不断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这是价格机制在起作用，考的是市场竞争。
资本主义的核心经济观念就是靠市场而不是靠政府来调配资源和规划经济。既然资本主义和市场是一回事，所有出现资本主义的地方都用市场，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体制等代替，这样也可以消除对资本主义的偏见。市场是中性的一个词，靠市场来调节的资本主义也是一个中性的词。
2.资本家(Capitalist)并不总在维护资本主义(Capitalism)。什么是资本家，从词根上讲就是有资本的人，说白了就是有钱人，再准确点是超级有钱人。那么这些有钱人的目的是什么呢，直说就是赚更多的钱，捞更多的资本；而且总是在想更省力的捞更多的钱。这些是超级有钱人，他们可能已经手上掌握了一个超级大企业，可能能够垄断市场的比较大份额。怎么样才能保持甚至扩大市场份额呢？市场竞争能帮忙吗？也许，但是风险很大。因为市场是自由的，不断有新的企业会出现，甚至会有新的小企业掌握全新的技术成长之后击败老的企业。另外也会有外地的企业要进入本地的竞争中来，这样也势必抢走一定的份额。开放的市场好像是一条赌博的道路，那么有没有稳妥的方式呢？有！资本家们可是很精明的，市场经济的维持需要一整套法律体系的保障，如果从立法上就对资本予以保护，那资本家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而资本家也有雄厚的资本实力去影响一些法案。书中举出的一个例子便是在八九十年代以前，美国南方的一些州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更有些地方立法限制外地银行进入本地市场，限制银行所开分行的个数。这样做自然是本地原有的银行资本家得到了最大的好处，但是因为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当地的金融市场得不到激励发展，反而拖累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等到90年代新技术的发展，通讯业的革命使得原来的法案再也无法真正意义上起作用了，当地政府才不得不废止这些法案。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资本家都这样呢？书中的一个观点是，新兴资本家要进入市场发展扩张时，他就会拥护资本主义，因为他要靠市场竞争去打败他的对手，当他占领市场决定性或者垄断地位时，他就不会欢迎竞争，因为那会对他带来威胁。
3. 资本主义社会政府与自由市场
（占个坑，以后再写） 10月21日 次贷危机是典型的政府失败 zz from xuezhaofeng.com美国次贷危机是典型的政府失败Posted on Thursday, October 9, 2008 at 10:41 pm
次贷危机是典型的政府失败，不是市场失败。要救就救吧，但不要说这是政府救市场。这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拯救政府的失败。 次贷危机是典型的政府失败 薛兆丰 既是因为忙着其他事情，也是因为不相信太阳下有新事，依然对所谓的“次贷危机”提不起特别兴趣，但因为日前回答朋友提问说过几句（详见这里），所以有必要根据新情报，作扼要的跟进。 次贷危机是典型的政府失败，而不是什么市场失败或资本主义失败。那两家要破产的公司，名字起得花里胡哨，叫Fannie Mae和Freddie Mac，好像个私人公司，好像代表市场。其实，Fannie Mae是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联邦全国按揭联会），而Freddie Mac则是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oration（联邦家庭贷款按揭公司），两者均为所谓GSEs（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即“政府资助企业”。那么，政府资助企业的失败，要政府再出一笔钱来救，属于市场失败还是政府失败？ 再根本的原因，是政府为了让更多人拥有自己的房子，刻意从制度上拔高，迫使私人银行放宽购房贷款的信贷审核条件，而让“政府资助企业”来承诺购买那些高风险的债券，而当经济出现下滑，无法偿还贷款的个案剧增，就使得这些“政府资助企业”以及由此波及的私人金融机构陷入危机。 威廉斯（W. E. Williams）教授日前写道（详见这里）：
罗伯斯（Russ Roberts）教授则指出，现在政府出来救，出的钱其实不算很多，所以最大的问题不在这笔钱的数目上，而在于给出了一个先例，给人一个信号说“你做错了不要紧，后面还有政府来兜底，用不着太担心风险”，而这才是最大的“代价”和“非常可怕的错误”。见这里（尤其是第3分30秒到5分16秒）。 更早地，在梅森大学的马凯特斯中心（Mercatus Center，我以前翻译作“市场研究中心”）工作的梅森经济学博士Jay Cochran，与在Cato工作的Catherine England，在2001年就撰写过长篇研究报告，指出“政府资助企业”Fannie Mae和Freddie Mac带来的隐患并建议对这两家公司作私有化处理（见这里）。 最新的，经济学家莱博维茨（Stan J. Liebowitz）也撰写了一篇长文，指出次贷危机是政府多年来刻意推低购房贷款标准造成的（详见这里）：
要救就救吧，但不要说这是政府的成功拯救市场的失败。这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拯救政府的失败。 附： 从“肯定性行动”到次债危机 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后，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者一致认为：次债危机是自由市场的失败。过去很多笃信自由市场的人因次债危机，对自由市场的信念也开始有所动摇。在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长期较量中，凯恩斯主义者似乎又一次凯旋。其实，追根溯源，我们不难发现，就象1930年代的“大危机 ”是国家干预主义者酿成的苦果一样，次债危机同样是凯恩斯主义者酿成的苦果。 大家知道，国家干预主义就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就是福利主义，正是口口声声打着为穷人谋福利的美国民主党长期奉行国家干预经济的福利主义政策导致了此次次债危机。 此话何讲？这就要追溯到美国政府的所谓“肯定性行动”。“肯定性行动”这个名词，最早源自民主党总统肯尼迪1961年签署的总统第10925号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合同承包商为少数族裔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不得有种族、信仰、肤色、祖籍的歧视。肯尼迪被刺后，继位的另一民主党总统约翰逊走得更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范围更广的“肯定性行动”法案，又称为平等权益法案，目的是帮助在美国历史上长期受到歧视的少数民族和妇女更快地改变在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劣势地位。具体地说，就是在升学、就业、晋升、颁发奖学金以及接受政府贷款和分配政府合同时，在竞争能力和资格基本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黑人、少数裔以及妇女有被优先录取、晋升或优先得到贷款和政府合同的权利。 向黑人等弱势群体倾斜的“肯定性行动”出台后，很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强制施行“肯定性行动”，意味着政府对私有企业内部管理事务的干涉，意味着政府对投标政府合同的商业活动的无理干预，不仅限制了私有企业老板雇佣员工的自由权利，而且破坏了在公平竞争基础上分配政府合同的经济机制。 到了民主党总统卡特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的“肯定性行动”进一步延伸到金融领域并使之具体化和法律化。1977年，卡特政府及其民主党议员，通过了《社区再投资法》，该法规迫使银行向低收入家庭和低收入社区提供住房贷款；紧接着1978年又出台了《1978年平等信贷机会法》，要求贷款机构不能因借款人种族、肤色、年龄、性别、宗教信仰、原国籍和身份差异有任何信贷歧视。 既然是法律，就具有强制性。一旦私人金融机构拒绝给穷人等风险很大的次级用户购房贷款，就可能因触犯法律而遭到投诉，甚至还可能吃歧视的官司。而一旦被投诉，其业务就会遭到政府金融监管部门的限制或终止。私人金融机构给穷人贷款的来自市场的风险很大，但不给穷人贷款的来自政府的风险更大。所以，次债危机的爆发，不是市场“无形之手”的失灵，而是政府“有形之手”对自由市场的强力干预所致。张五常曾说中国的制度比美国还自由，有些道理。因为，美国的私人资本家受到的来自政府的干预和限制，在某些方面确实比中国还厉害。这些干预和限制往往伤害了市场，并可能酿成灾难。所以，弗里德曼曾经忧心忡忡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正在滑向社会主义”。 “肯定性行动”的背景，是1950年代以来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黑人等少数族裔在政治上争取自己的平等权益无可厚非，但由追求政治平等而发展到追求经济平等就有点偏离轨道了。追求经济上的平等不可能，也会导致低效率。次债危机就是政府为了追求所谓公平而牺牲效率所致。追求经济上的平等也不道德，如果说私人资本家不给穷人贷款不道德的话，那么穷人借钱不还而酿成次债危机就道德了吗？政府出台法律逼迫私人资本家给没有偿还能力的穷人贷款买房更不道德。所以，在诺齐克和罗尔斯的争论中，我一直是坚定地站在捍卫自由市场的诺齐克一边，对罗尔斯鼓吹的所谓“正义”、“平等”的观念不以为然。罗尔斯的那种宏大叙事，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改头换面的马克思主义。 弗里德曼的名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次债危机的爆发就是因为动摇了这一原则。政府想给穷人“免费的午餐”，其结果就是铺就了一条通往灾难的道路。 10月5日 算一下美国金融危机有多严重 zz from mitbbs发信人: bluesnail (ff),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zz算一下美国金融危机有多严重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Wed Oct 1 23:11:00 2008) 算一下美国金融危机有多严重 危言 对金融危机最普遍的官方解释是次贷问题，然而次贷总共不过几千亿，而美国政府救市 资金早已到了万亿以上，为什么危机还是看不到头？有文章指出危机的根源是金融机构 采用“杠杆”交易；另一些专家指出金融危机的背后是62万亿的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 CDS）。那么，次贷，杠杆和CDS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通过 什么样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今天的金融危机？在众多的金融危机分析文章中，始终没有看 到对这些问题的简单明了的解释。本文试图通过自己的理解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答案， 为通俗易懂起见，我们使用了几个假想的例子。有不恰当之处欢迎批评讨论。 一。杠杆。目前，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 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 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 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 产还欠15亿。 二。CDS合同。由于杠杆操作高风险，所以按照正常的规定，银行不运行进行这样的冒 险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把杠杆投资拿去做“保险”。这种保险就叫CDS。 比如，银行A为了逃避杠杆风险就找到了机构B。机构B可能是另一家银行，也可能是保 险公司，诸如此类。A对B说，你帮我的贷款做违约保险怎么样，我每年付你保险费5千 万，连续10年，总共5亿，假如我的投资没有违约，那么这笔保险费你就白拿了，假如 违约，你要为我赔偿。A想，如果不违约，我可以赚45亿，这里面拿出5亿用来做保险， 我还能净赚40亿。如果有违约，反正有保险来赔。所以对A而言这是一笔只赚不赔的生 意。B是一个精明的人，没有立即答应A的邀请，而是回去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发现违约 的情况不到1％。如果做一百家的生意，总计可以拿到500亿的保险金，如果其中一家违 约，赔偿额最多不过50亿，即使两家违约，还能赚400亿。A,B双方都认为这笔买卖对自 己有利，因此立即拍板成交，皆大欢喜。 三。CDS市场。B做了这笔保险生意之后，C在旁边眼红了。C就跑到B那边说，你把这100 个CDS卖给我怎么样，每个合同给你2亿，总共200亿。B想，我的400亿要10年才能拿到 ，现在一转手就有200亿，而且没有风险，何乐而不为，因此B和C马上就成交了。这样 一来，CDS就像股票一样流到了金融市场之上，可以交易和买卖。实际上C拿到这批CDS 之后，并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亿，而是把它挂牌出售，标价220亿；D看到这个产品 ，算了一下，400亿减去220亿，还有180亿可赚，这是“原始股”，不算贵，立即买了 下来。一转手，C赚了20亿。从此以后，这些CDS就在市场上反复的抄，现在CDS的市场 总值已经抄到了62万亿美元。 四。次贷。上面A,B,C,D,E,F....都在赚大钱，那么这些钱到底从那里冒出来的呢？从 根本上说，这些钱来自A以及同A相仿的投资人的盈利。而他们的盈利大半来自美国的次 级贷款。人们说次贷危机是由于把钱借给了穷人。笔者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笔者以为 ，次贷主要是给了普通的美国房产投资人。这些人的经济实力本来只够买自己的一套住 房，但是看到房价快速上涨，动起了房产投机的主意。他们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贷 款买投资房。这类贷款利息要在8％－9％以上，凭他们自己的收入很难对付，不过他们 可以继续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借钱付利息，空手套白狼。此时A很高兴，他的投资在为 他赚钱；B也很高兴，市场违约率很低，保险生意可以继续做；后面的C,D,E,F等等都跟 着赚钱。 五。次贷危机。房价涨到一定的程度就涨不上去了，后面没人接盘。此时房产投机人急 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房子卖不出去，高额利息要不停的付，终于到了走头无路的一天， 把房子甩给了银行。此时违约就发生了。此时A感到一丝遗憾，大钱赚不着了，不过也 亏不到那里，反正有B做保险。B也不担心，反正保险已经卖给了C。那么现在这份CDS保 险在那里呢，在G手里。G刚从F手里花了300亿买下了100个CDS，还没来得及转手，突然 接到消息，这批CDS被降级，其中有20个违约，大大超出原先估计的1％到2％的违约率 。每个违约要支付50亿的保险金，总共支出达1000亿。加上300亿CDS收购费，G的亏损 总计达1300亿。虽然G是全美排行前10名的大机构，也经不起如此巨大的亏损。因此G濒 临倒闭。 六。金融危机。如果G倒闭，那么A花费5亿美元买的保险就泡了汤，更糟糕的是，由于A 采用了杠杆原理投资，根据前面的分析，A赔光全部资产也不够还债。因此A立即面临破 产的危险。除了A之外，还有A2，A3,...,A20，统统要准备倒闭。因此G,A,A2,...,A20 一起来到美国财政部长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游说，G万万不能倒闭，它一倒闭大 家都完了。财政部长心一软，就把G给国有化了，此后A,...,A20的保险金总计1000亿美 元全部由美国纳税人支付。 七。美元危机。上面讲到的100个CDS的市场价是300亿。而CDS市场总值是62万亿，假设 其中有10％的违约，那么就有6万亿的违约CDS。这个数字是300亿的200倍。如果说美国 政府收购价值300亿的CDS之后要赔出1000亿。那么对于剩下的那些违约CDS，美国政府 就要赔出20万亿。如果不赔，就要看着A20,A21,A22等等一个接一个倒闭。无论采取什 么措施，美元大贬值已经不可避免。 以上计算所用的假设和数字同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无法低估。 参考文献 ［1］The Real Reason fo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the Story No One’s Talking About http://www.moneymorning.com/2008/09/18/credit-default-swaps/ 9月29日 次贷危机为什么会影响这么大？zz from mitbbs还记得上中学的时候看过一片文章，说是中国和美国两个老太太在天堂相遇，
中国老太太说，忙了50年，终于赚够了钱，买了一座房住了一下；
而美国老太太说，忙了50年，终于把住了50年的房子的贷款还清了。
记得那时候同学老师都羡慕美国的消费观念。
可是现在，时移世易，超前消费固然有积极的因素，过度了，却也危机重重。
而最难的便是掌握一个度。
2000多年前，先人留下的告诫也依然有道理：大富由天，小富由俭。
发信人: wantz (wantz), 信区: USANews
标 题: 次贷危机为什么会影响这么大？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Sep 28 11:36:31 2008) 先来回顾短短1年多内的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消息：
HSBC罕见地发布预警－new century finance倒闭－Bear Stearn告破被廉价收购－ IndyMac等10多家银行破产倒闭－房利美，房地美告破，美政府弃资300亿美元拯救－ 150年历史的雷曼破产－美林被BOA收购－AIG告破，美政府弃资850亿拯救－高盛，摩根 斯坦利转为商业银行－最大储蓄银行Wa-Mu破产－然后就是正在紧张激烈摩擦中的 bailout plan。。。。没“赶上”01年的9.11，但在来到美国的第二个年头，现在确确 实实感受到了一场金融和经济的9.11――美国次贷危机！感受着房市的哀鸿遍野，华尔 街的分崩离析，股市的动荡不堪，全球资本市场的紊乱和投资者信心的一泄千里。。。。 作为一个非金融业的生物学生,当看到这一堆堆震人耳目的新闻时，3个问题立刻萦绕我
心头：什么是次贷危机？它为什么会发生？它的影响为什么会这么大？美国财政部的报 告说现在问题的一个关键是信贷市场流动性的缺乏。然而，即使作为一个外行，了解了 这个危机的来龙去脉以后，我必须说这次美国也是全球的次贷危机，根本原因如果用一 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金融界的贪婪和政府对其的放纵而导致的。信贷市场流动性呆 滞只是结果，不是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弄清了那3个问题，就显而易见。 什么是次贷危机？先得了解什么是次贷。美国金融业把借款人分为两个等级: prime 和
subprime。 Prime指那些信用记录较好，收入稳定，资产有保证的借款人；subprime则 指那些信用和资产保证比较差的借款人。把钱贷给这些subprime的人，就是次贷。以房 贷的形式发放，就是次级房贷。显而易见，把钱借给这些subprime的人，风险很高。那 么这个次贷危机是怎样发展而来的呢？ 最早要从21世纪伊始开始，网络经济的泡沫后，美国为了刺激经济，大幅降息到40年来
最低水平，政策上也大力刺激消费。降息有3个直接的影响：企业借钱变容易成本变低 ，扩张生产更容易；消费者借钱消费更容易成本变低，贷款消费因此更昌盛（特别在美 国这样有着借贷消费的民族性的国家）；消费者储蓄的动机降低，更多资金流向市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房地产开发商开始到处开发项目,而居民也都开始积极买房，房地产 业逐渐一遍火热，而房地产的火热，很容易就拉动其它行业比如建材，零售业的上升， 进一步刺激消费。因为居民的买房需求被拉动和推动，需求大于供应，房价不断上涨（ 回想当时miami, palm等地的房价）。而房价的上涨进一步刺激了居民和投机商买房。 设想一下，在当时买一幢房，假设50万，首付20％ ＝10万，剩下从银行贷款，分5年付 清，每年本金加利息9万，那么5年为房子总共付55万。而当时房价涨势喜人，5年后房 子涨价到70万，买了房子，不仅白拿了房子，还尽赚了15万！因此，大批居民涌向银行 贷款买房，投机商更是不会错过这样的计划，大力加入炒房，使得房价进一步升高。房 市的火热程度可想而知。开始阶段，银行和房贷机构贷款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要拿到 房贷需要良好的信用和资产纪录。然而，这样的贷款者有限，这部分市场逐渐达到饱和 。银行和房贷机构如果就此打住，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然而，面对房贷的高利润 回报（比如例子中40万5年贷款产生5万的利润，达到12.5％的回报率。实际的可能更高 ），金融界的贪婪，使得他们根本不想就此罢休，而把手伸向了那些信用和资产保证差 的客户，也就是subprime市场。这些人大都没有固定收入，信用记录差，通常很难拿到 房贷。为了赚取高额利润，银行和房贷机构开始放松贷款限制，向这些人提供房贷。当 时甚至出现了无本买房（不需要多少document，甚至无需首付）。而且，银行和房贷机 构当然知道这样风险很高，因此给这些人的贷款，利率很高，比prime lender要高很多 ，以此求得高回报。这些贷款，往往首付低，第一年利率也不高，但采用浮动利率，从 第二年或晚些开始，利息会增高很快，借款人还贷压力抖增。然而，如果房价在上涨的 话，借款买房的人还是赚的或至少没有损失。因为，虽然如此，那些subprime lenders 还是很乐意借这种高利贷买房，更何况美国人本来就是一个借钱消费的民族！因此，在 银行和房贷机构的贪婪推动下，次级房贷市场在美国蓬勃发展起来。房贷虽然利润高， 但一个问题是流动性差，因为房贷往往要10甚至20年才到期。同时次贷的固有风险高。 美国金融业这么发达，精明的 银行和房贷机构如此想出了将房贷抵押证券化，以房贷 抵押贷款为资产，发行证券。这样证券被购买后，原来10年，20年的房贷立刻就可以兑 现，流动性大大增强，同时风险也分散给了那些买证券的投资者。前面提到的房利美， 房地美就是两家典型的这样的房贷公司。他们从银行把这些房屋抵押贷款买过来，然后 转换为证券卖出去，赚取利润差，同时利用得到钱自己也直接发放房贷，再证券化出售 。这两家公司垄断美国房贷市场的70％，所以你可以看出那是多少资产，导致后来一旦 破产，美国政府要拿出300亿美金来缓救。也有些银行不把房贷卖给房利美房地美这样 的公司证券化，而是自己干。典型代表就是Wa-Mu, 导致后来这家最大的储蓄银行因此 破产。 可以看到证券化的好处很明显，但一个问题是，证券要获得投资者的青睐，需要好的信
用评级。这些次级贷固有的风险明显很高，难以获得高的信用评级。怎么办？这个时候 ，投行就进来发挥了。证券承销是投行的传统业务和强项。这帮精明的人把次级房贷进 行分类和整合，挑出里面风险低和高，把低捆绑在一起，成为信用高的高级贷；然后将 他们的hedge risk理论运用过来，把少量风险低的次贷跟更多高风险的次贷整合到一起 ，说可以对冲风险，整体上打包后的产品风险就较低，因为原来高风险的次贷现在也变 成非高风险了。那些信用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和穆迪）也真给这些产品评了不错的信用 评级。普通投资者，很难评级一个金融产品的信用程度，所以很相信标准普尔和穆迪这 样公司的评级。银行，房贷机构生产的次级房贷，加上投行的精心加工后，在获得了不 错的信用评级后，就这样浩浩荡荡金碧辉煌地涌向了金融市场。在当时房市好，房价上 涨，房贷借款者违约率低的情况下，这些证券收益率很高，因为迅速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和吹捧。美国的养老保险基金，social security基金,保险公司，投行，众多mutual fund, hedge fund以及众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纷纷大量购买这些房贷证券。（比 如中国1.8万亿外汇储备的1/5就买了这些证券！建行，工行，中行等一共也买了尽10个 亿的这些证券！导致美国的这次危机对中国造成巨大无比的损失！！！再比如 Bear Stearn, 他当时的CEO Jimmy不顾风险，大量购买了这些证券，导致后面旗下两只基金 破产，Bear Stearn被迫廉价被jp morgan收购）。到此，你大概可以看出，为什么次贷 危机的影响会这么广泛。因为太多的机构和投资这购买了好的时候回报高当风险极高的 证券资产，一旦出问题，所有这些机构从生产商（银行，房贷公司）到加工商和销售商 （投行）到投资购买者（社保资金，公共基金，对冲基金，投行，银行）都要受牵累， 导致现在哀鸿遍野。 所以，贪婪的金融界把手伸向了风险高的subprime市场，然后又精明地将这些风险证券
化，并轻松地混过了唯一的监管（信用评级公司），然后将这些风险大量注入金融和资 本市场，并颇得同样贪婪的投资者的青睐，使得这一只占美国经济总量不到1％的房贷 却把整个美国信贷和资本市场以及国际市场错综复杂地牵连起来，动一发而殃及整个网 络。更不用说因信贷和资本市场问题而带来的实体经济等下游问题. 然而，他们觉得 这样还是没有把这个次级房贷充分利用，保险公司也要进来捞一把。因为这些证券的固 有高风险，保险公司向购买这些证券的投资提供担保，前提是你得付相当高的premium 。（比如，AIG，就承担了总价约4000多亿的这类证券的担保，使得当它自身的信用评 级骤然被降低时，它需要立刻拿出近1000亿美元来做collateral，而陷于破产边缘而受 助于美国政府850亿美元的天价救助。） 一直说美国的金融业发达，derivative 发达 ，真不是吹的，对一个房贷，能这么开发利用得淋漓尽致，必须得佩服一下。 无论房贷和其证券的高回报，都是建立在房市的稳定和上涨基础上。当2004年，美国政
府开始大幅加息，收紧货币后，房市的泡沫开始浮出水面而逐渐捅破。利率上升后，借 贷买房的成本大大升高，借贷买房的需求开始减少。而那些收入本来不具备买房实力但 又已经以浮动利率借贷买了房的subprime lenders，也发现月供陡增，自己根本无力偿 还。违约率迅速上升，foreclosure因此也急速上升。需求的下降和foreclosure的增加 ，导致房价开始下降。房价下降后，很多借贷买房的人发现，自己现在房子的价值比贷 款的本金加利息要低，已经资不抵债，因为很多人开始疯狂想把房子甩手，卖房子的大 量增多而买房子的大量减少，使得房价进一步垂直下降，还贷违约率不断上升。借款人 都不还债了，银行和房贷机构资金链就周转不灵了，更不用说获得利润。以房贷抵押做 资产的证券也因此失去了价值。原来的高利润资产，现在全成了不良资产正因为原来高 利润时贪婪地疯狂扩张这些资产，使得这些资产在这些公司中占到了很高的比重，所以 一旦这些资产出现问题，整个公司基本就完了。典型代表如雷曼（其所借债筹资资金是 其本身资产的30倍！而很大部分是次贷。所以在这场危机中不破产才怪）。 所以，从上面的分析中，你可以看出这个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看出它为什么又会影响
这么大！而就其原因，抛开技术的角度，本质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金融界的贪婪，将 钱过度贷给不该贷的高风险subprime lenders，又将一房贷产品的利润榨取利用到了极 致,使得它广泛牵涉到了美国国内外信贷和资本市场各个环节。当然美国很多购房者本 身的贪婪也是一个原因，很多人没有实力买房，却贪婪地超前消费。另一方面，是因为 美国政府和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对这种贪婪和冒险行为任期放纵。唯一的关卡－信用 评级－也已经跟华尔街混为一体。天下没有只涨的房价和股价，次贷的风险显而易见， 金融从业者本身也很了解这个风险，然而却很少有人真正去规避这个风险。为什么呢？ 因为金融企业和个人高利润的贪婪追求，往往使得他们很敢于冒险。金融行业的运作模 式，则使得他们往往不会考虑长远效应，只管尽可能地抓住眼前的机会，赚取尽可能多 的capital，从而获得高额的季度和年度bonus. 所以明知房价有下降的一天，但当房价 好的时候，他们还是不顾后面的风险，先抓取眼前的机会赚一笔，即使它是短暂的。所 以像bear stearn, 雷曼这种，1年多前在问题爆发之前，收益还好得出奇！华尔街的根 本运作模式，是筹集别人的钱来投资，面对高风险但高回报的项目，赚了他们可以获得 高额bonus,亏了也反正陪的是投资人（shareholder）的钱，他们自己已经赚得钵满盆 溢。所以，他们很敢于冒险，只顾短期利益，不顾长期后果。只有政府加以限制，才可 控制他们的这些过度冒险行为。但 美国政府一直标榜和倡导自由资本经济，对华尔街 和整个金融市场缺乏监管，现在终于尝到了苦头，开始用类似于社会主义 的方式来解 救这样一场危机，确实也让人觉得有点可笑。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地出现金融和经济危 机，缺乏对这种行业性短期风险投机行为的监管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了解了这个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和原因，他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破坏力就显而易见了，可 以进一步预测它的后期影响，评价paulson的bail out是否应该和可行，思考这样一场危 机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启示（中国现在很多现象其实跟美国这次次贷危机发生过程很像）。 7月27日 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 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 周其仁 本来我为会议准备的是另一篇论文。可是，6月3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来信转述了以下意见：“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这次研讨会将是不完美的”。来信还说，“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最合适的人选”。这当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荣耀。不过，我倒愿意说明，为什么自己愿意冒着不自量力的风险，也要尝试着完成已经97岁高龄的科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求完成的任务。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书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给了我两本小书。翻开一看，是张五常著的《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由香港信报出版。但落在我手上的这两本，却显然是盗印的：开面很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 不知道谁是张五常。可是翻开他的书，就不能放下。在《中国的前途》的第148页，五常这样介绍：“高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深表关怀”。书中提到了科斯的两篇大文，用产权（property rights）与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阐释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那时我自己对市场交易没有多少感受，因此对“交易费用”不甚了了，特别是对把交易费用似乎假设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面的困难。但是，对于“产权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却立刻觉得它有非凡的解释力。 为什么独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容我交代一点背景。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此前，我没有机会上过高中，不过是1966年的一个初中生毕业生，经历了三年停课文革后于1968年上山下乡。等我拿到入大学通知书的时候，已在邻近俄罗斯的边陲之地上山下乡十年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邓小平时代的第一页，就是他于1977年8月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一页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 1978 年十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我们为重新获得读书机会而奋发学习。不过在那时的北京城，似乎也摆不下一张完全平静的书桌。我们到西单看过大字报，传阅过当时一切可得的有关日本、美国、欧洲、香港、韩国、新加坡现代化情况的报道，也聚在一起收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公报，以及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著名谈话。站在那个中国开放时代的端口，为了消化大量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我们在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不过，最打动我们的，还是在一个聚会上听到的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农民只在底下秘密推进。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无可更改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我们的困惑是：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 1980 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其中还有几位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观察、询问、调查、分析、研究和辩论，提升了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水平。机缘巧合，这群 “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润生先生等前辈中国农民问题顶级专家的欣赏、指点和支持，把我们带入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其中个人最离奇的经历，就是身为一个非党人士，也参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按规矩，这些党内文件一旦下发，是不可以让我这样的党外人士阅读的！仿佛在不经意之间，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中国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活剧的第一幕。 一、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调查表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刚被卷入高级社的农民发现“大锅饭”带来出工不出力的消极倾向，就把集体土地划分到农户，以此约束集体成员努力劳动。后来我结识当年主政那个地方的县委书记李云河，他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长达21 年之久！1959－1961年间，包产到户出现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所有省份，其中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40％的生产队，农民把能够有效抵抗饥荒的责任田称为“救命田”。问题来了：既然包产到户不是邓小平主政中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更不是邓小平自上而下“发明”或推行的一种土地制度，为什么要把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看成邓小平伟大戏剧的第一慕？ 答案要从包产到户本身寻找。“包产到户” 的学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household 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户，以农户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在开始的时候，农户的责任通常联系着“产量”——以相应土地面积的常年平均产量为基线，农户承诺将交多少给国家、多少给集体，以此交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很明白，这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们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 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是，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并不能决定包产到户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认。这是苏式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派生物：任何经济组织、生产方式的变动，都被看成事关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大事、因而都必须由最高权力当局决定。在中国，从“ 三条驴腿的合作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组成的超级人民公社，从要不要办集体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员私养集体的母猪，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夺。可是，毛主席对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的办法抱有很深的成见。有记录说，虽然严重的饥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许包产到户，但只要“权宜之计”产生了效果，经济情况有所改善，他老人家就一定高举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旗予以无情打击。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包产到户屡起屡背。 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承认和保护，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我们看到，自发的包产到户固然可以让农民尝到增产和温饱的甜头，但此种好处究竟能不能持续？未来继续承包的条件有什么改变？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承包模式又可能被批判？——所有这些疑虑都影响着农户的生产和投资（农地保护和改良）决策。这是来自合约本身性质的一个实质性的困难：作为有待兑现的一组承诺，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 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这位伟大政治家一时心血来潮的杰作。据杜润生回忆，早在 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见杜润生回忆录，第332页）。这说明，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产权与合约）的意义。当历史把他推上了执政地位之后，邓小平就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农民和基层创造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在邓小平路线下，农民家庭承包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家庭承包制由落后边远地区扩展到发达地区农村、进而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农村生产队；土地承包的期限由一年、三年、十五年、三十年扩展为“长期不变”；合约的责任从联系产量开始，逐步演变为联系土地资产。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断得到更高规格的合法承认：从基层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到中共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最后，2002年，中国的人大通过了《农地承包法》，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让我们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译见《生产的制度结构》，第73页）。我们可以说，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任何一个合约？可是，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界定出清楚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因为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这是不是说，农户的产权反而是经由合约才得到界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开的同一回事。 合约可以经由再合约（re-contracted）得到调整，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以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我们在中国看得清楚，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私人承包获得的公有资源在约定条件下排他的专用权，不是私产又是什么？按照承包合约，超出约定产量的部分一般归承包人所有，这难道不正在创造更完备的私产吗？随着承包私产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产不断由少增多、由弱变强，公有制成员不断扩大对外缔结合约的范围，循序渐进地积累起更多的私产，也进入更丰富多样的市场合约网络。这套经由合约界定出清晰产权的办法，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进而扩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来芝加哥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正是中国春小麦的收割季节。此刻在华北农村的田野上，有一副壮观的画面：成千上万台拖拉机和收割机，顺着庄稼成熟的路线跨村庄、跨市县、跨省份移动。这些拖拉机和收割设备，有私人的，有多个私人拥有并集合到一个合作社或一个股份公司的，也有“公司”承包给私人经营的。他们作业的范围，早就超越了一个个“集体”的狭小范围，惟有一个复杂的市场合约网，才把他们与数目更加巨大的农户、合作社、公司制农场的收割服务需求连到了一起。甚至政府也参加了进来，一道道紧急颁布的命令，不但要求沿途高速公路对这些农机分文不取，而且要求提供良好的服务。这是经历了30年改革的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产权与合约构成了所有活跃的生产活动的制度基础。 邓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 “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达。可是，邓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这套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一直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一种批评说，邓的改革逾越了“一大二公”经济的最后边界，因而背离了经典社会主义。这个批评忽略了继续维系一个不断支付昂贵的组织成本的体制的巨大代价，这一点，人们通过比较改革的中国与拒不改革的那些国家经济表现上的显著差别，就可以获得深刻印象。另一种批评认为，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和过瘾。这种批评则看轻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在实际上寸步难行。甚至，制度选择的“ 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例如，这次我们大家到芝大开会，都要借助属于芝加哥市政的“公共通道”。为什么不把天下所有的“公路”都彻底化为“私路”呢？答案是费用。每人一条专用的道路显然太过昂贵，于是社会退而求其次，在保留“公路”的同时约束人们的行路规范。 邓小平不为任何批评所动。他始终坚持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试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就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但是，有了科斯以来经济学的进展，我发现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 2006 年，我访问了浙江东部台州市松门镇的一家民营公司。创办人叫江桂兰，是位农家女，中学毕业后打工10年，1991年靠私人借贷来的20万元，办起了这家塑料制品厂。四年后，江桂兰在广交会上向别人转租来的六分之一展台上，与外商签订了第一个出口合同。又过了十年，江的公司已成为肯德基全球用餐具的主要供货商。等我到访的时候，江的公司有1000多名工人，每年出口600个集装箱制成品。 江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非常平常。比起华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的马云、吉利汽车的李书福、蒙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营公司老总，江桂兰过于普通了。不过，要是在改革前，江的公司就是比现在小一百倍也容易“举世知名”——在那个时代，任何“自由雇佣”工人的企业，绝对都有机会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而登上政治新闻的榜首！同样是私人办公司，从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到被戴上“民营企业家创业”的挂冠，满打满算也只不过3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当然要提到来自实际经济生活的压力。一方面，在“ 短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的长期匮乏，满足不了城乡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单一公有制经济又容纳不了日益增长的就业要求，特别是不能吸纳包产到户改革后释放出来的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方面压力的汇集，逼迫中国以更灵活的方式组织经济。 于是，在单一的公有制制经济的身边，出现了野草般顽强成长的“个体户”。当年北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回城的下乡知青在路旁摆摊出售“大碗茶”。他们自我雇佣或利用家人劳力，靠私下筹集的小资本捕捉种种市场机会。一些个体户取得了成功，而日益扩展的市场要求他们进一步扩大生意的规模。结果，“个体户”开始越出了“家庭劳力加二、三个帮手”的规模，向着雇佣更多工人的“私人企业”方向演变。挑战来了：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可以容许“资本主义剥削”的复辟？ 对传统思维而言，私人拥有生产资料，自由雇佣、特别是雇佣工人超过7人以上的企业，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剥削”，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这条马克思和前苏联模式划下的这条铁的界线，中国自1956年完成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也再也没有逾越过。现在，改革突破了传统戒条，是不是“走资”的疑虑笼罩中国。 同时高举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的邓小平，抓住了一颗瓜子破解难题。80年代初，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炒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生意迅速扩张。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从雇4个帮手开始，两年内发展成一个年营业额720万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业。“傻子”当上了老板，争议也从芜湖一路到了北京。如何定夺小小一颗瓜子里面的大是大非？ 我当时供职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是杜润生领导的，他组织了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并把有关材料报到了邓小平的案头。记得当时传回来的小平指示，斩钉截铁就是“不要动他”四个大字！其中，最了得的还是那个“动”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的全部意思。既然历史经验显示过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再也不准用专政手段对待像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允许实践、并从实际出发来观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并不难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广久雇佣的140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国有公司的工作机会；年广久付给工人的薪水，不低于当地国有工厂的给付水平；这些工人原本或失业，或从事其他工作但收益还不如给年广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 ”的市场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给——老板与老板的市场竞争加剧了，不但是顾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公案又作何处理？ 没有人指出，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是交易费用为零。马克思在理论上坚持，当资本在“流通领域”雇佣劳力时，双方交易遵循的是等价原则。在这里，一切商品包括劳力商品的价格等于价值，因此就排除了资本对劳力的剥削。奥秘发生在其后：当资本家带着雇来的工人进入工厂的大门以后，通过组织、指挥、命令工人生产出高于其劳力价值的产品；最后，企业主带着这些产品回到商品流通领域，再次通过等价交换而完成剩余价值的实现。 很明白，在上述各个环节，都没有交易费用这回事。不是吗？资本家似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顾客及其需求的各种细节，从而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资本家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待雇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从而决定以什么价格、什么合约形式雇多少要素；资本家甚至无需付出监督和管理的努力，就可以使团队产品自动大于团队成员个人产品的算术之和。在这个前提下——也仅仅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然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剩余价值”不但是“多余”的，而且还带有道义上不公正的剥削性质。 问题是，真实世界里的交易费用绝不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务的买家与卖家，特殊如资本家与工人，他们之间在市场上的互相发现、订约和履约，都要付出昂贵的费用。交易费用不为零，就既不存在自动的“等价交换”，也不存在不需要经营、监督和管理的经济组织。从这点看，发现市场、协调供求、组织生产等项职能，绝不是“多余的”。资本家们获取的报酬，部分是投资于企业的财务资本的利息，部分是作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服务回报。至于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场竞争——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争、工人与工人的竞争、商品买家与买家的竞争、以及商品卖家的竞争——决定的。 资本家当然要利用自己的相对稀缺性谋求更高的收益。像任何市场中人一样，资本家也可能在履行合约的过程中，侵犯、损害各相关利益方——其他股东、各种债权人、工人、上下游供应商、产品经销商、甚至顾客——的利益。人们可以用“剥削”之名囊括所有这些侵权行为，但是无论如何，“剥削”并不是资本家的唯一职能，正如可能的假冒伪劣行径并不是商贩的全部职能一样。在真实世界里，人们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与增加交易费用的行为——两者皆可图利——经常混杂在一起。究竟哪一种行为主导了经济，取决于现实的约束条件——习俗、道德、法律及法律的实际执行。 那么，究竟怎样对待真实过程里的资本家呢？前苏联模式得出的了一个革命的结论——“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但是，这样一来，把资本家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职能也一并消灭掉了。问题是，交易费用并没有随着资本家的被消灭而消失。社会主义经济仍然面临节约建设成本、生产成本、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的严重问题。结果，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好由自己来扮演“总资本家”的角色，即用“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来管理国民经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中央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作为等级制替代产权与市场合约制度的产物，官僚特权替代了资本家的剥削；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多劳不能多得的，天天受到“不多劳却多得”行为的剥削。这个结果应该出乎革命家当初的预料，它当然要被反思。邓小平不允许把重新冒头的民营企业一棍子打下去，坚持多试试、多看看，意在探索把复杂问题分开来处理的路径。前苏联和中国自己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中国改革的决策者，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非要把资本家连同创业精神、市场判断力、组织和协调生产的能力一起抛弃呢？ 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容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 ”的新经济模式。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的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 越来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确答案。随着企业家的存在被广泛认为是“对的”（right），创业当企业家就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the rights）。改革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了多部法律，并数度修订宪法，逐渐承认并保护了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据一项权威发布，到2007年底，中国的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50％，非农就业的70％，税收的30－40％。这是改革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三 、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 从 1985年5月开始，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此前，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 ”，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过渡性的体制，在显著刺激增产的同时，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乱：同一个产品的“市场价”高于其“计划价”数倍甚至十数倍，以至于任何有“门路”的人，都有机会把计划轨道上的产品倒卖到市场上而大发横财。一时间，“寻租”盛行，公众反感。邓和他的同事们决心推进价格改革，解决问题。 价格改革之所以被称为“闯关”，是因为此前的波兰，因放开食品价格，影响工人生活，导致大罢工和波兰共产党的下台。中国“价格改革”的代价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平稳推进，没有谁可以打包票。邓小平决心用自己的权威推进价格闯关。他甚至说，乘我们老同志还在，勇敢闯过这一关。 1988 年7月，国务院宣布开放名烟名酒价格。这其实是一次试探性的前哨战。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方案》。不料，会议公报发表的当天，全国各地就出现居民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拥到银行挤提存款的风潮。十天以后，国务院宣布加强物价管理、不再出台物价调整项目、提升银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顿市场秩序。9月，中共政治局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治理整顿”。第一波“价格闯关”搁浅。 事后我的理解，在累计发放货币过多的条件下“放开价格”，势必把原先“隐形通胀”转成为群众不可能接受的显形高通胀。这证明，即使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强力支持，在高通胀环境下也难以顺利推进价格改革。中国进入了为期三年（1989－1991）的“治理整顿”期，政府用行政手段抽银根、压投资、管物价；经济增长减速，经济改革停滞。让中国和世界大吃一惊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再次奋力推进中国改革。他以一个88岁退休老人的身份，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 ——“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特别提出了长期困扰中国改革的问题：坚持计划体制是不是就等于“姓社”（会主义）？走市场之路是不是就等于“ 姓资”（本主义）？他的答案石破天惊：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配置资源的方式，社会主义同样可以走市场之路。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于1992年再度勇闯价格关。是年，新放开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达648种，农产品价格50种，其中包括在全国844个县（市）的范围内，放开了长达几十年由国家统购的粮食价格，并放开了除盐和药品以外全部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闯关”最终成行，“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 经济学家通常会不遗余力地推崇市场价格机制。这不足为奇，因为有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传统的鼎力支持。可是，为什么邓小平也对“看不见的手”情有独钟？这位曾经指挥过百万野战大军、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大政治家，分明拥有一双“看得见的手”！他难道不知道，扩大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范围，总要在某种程度上收缩“看得见的手”发号施令的范围？大权在手，又坚决推进价格闯关，这究竟是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涉及三个层面。第一，苏联式计划体制的实质，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办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这个超级国家公司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组织运行成本：收集需求和生产全部信息的成本，决策和指挥的成本，以及发现错误并加以纠正的成本，等等。作为改革前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员，邓小平多年负责处理国家一线事务，几乎就是这个超级国家公司的执行长。正因为对原有体制不堪重负的成本压力有切身感受，也对原体制的运行效率极不满意，才迫使邓小平比局外批评家更明白，权力过于集中的主要结果，恰恰是无法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历史把这位执行长推上了决策人的位置，邓小平决意改革，顺理成章。 第二，邓小平倡导的开放，启迪了一代中国人，也启迪了他本人。作为1978－1982年一位北京的在校大学生，我感受到那几年涌动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想法、新冲动，无一例外都来自多年封闭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比较和思考。无论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所有当时在经济成就方面令中国羡慕的经济体，没有一个套用苏联计划模式的。这些经济体都允许“看不见之手”发挥基础的资源配置作用。他们的经验说明，价格机制并不是洪水猛兽，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胆试一试？ 最后一个层面最为隐蔽。邓小平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国家要富强，要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所有基层组织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才产生了上文提到的中国式权利界定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的改革政策。新的问题是，当改革开放释放了个人、家庭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之后，如何协调（coordinate）十数亿人口爆发出来的竞争致富冲动，就成为新的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倾心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仅靠国家计划之手，根本不足以应对改革开放后如何协调整个中国经济的新课题。 叙述至此，我们也许要为一件事情而感到遗憾，那就是科斯教授从未访华，因此也没有与邓小平先生谋面的机会。不过，我猜想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科斯在1937年创立的公司理论，出发点是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的市场”，由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年轻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因为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为了节约由科斯在科学上首先定义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firm）”就应运而生了。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organization 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当然，在“看得见之手”与“看不见之手”之间，边界尚没有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了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 四、腐败的挑战 邓小平关于中国的许多预言都已经实现了。不过，有一点至今还是例外。1985年春天，我在随杜润生先生前往温州调查的路上，听到传来的邓小平指示，大意是中国不能出现百万富翁，不能走两级分化的道路。到达温州的时候，当地人也正在热烈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身家财产早就超过了百万，分明已是百万富翁，怎么办？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的私人财产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于自己和家人的消费享受，大部分还是用于生产——如果把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恰当地分开来，温州和中国就“还不能算已经有了百万富翁”。既然如此，邓小平的指示就不算被违背了吧？ 仅仅过了十年，个人的消费性财产超过百万的例子在中国就不胜枚举。数千万的世界级名贵跑车在中国热卖——那可不是“生产资料”。2000年的前后，全球顶极奢侈品的专卖店纷纷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张，市场说这里是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由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力量，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进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所有这些，可以不无理由地被看成经济成就的象征。但与此同时，官方统计和报道、国内外学界的调查、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观察，都表明今天的中国还有不少生计艰难、平均每天收入不过1美元的贫困人口。 学者们用“吉尼系数”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发现改革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拉大的趋向。这类测度可能忽略了一点，即“收入的获取是否合乎公义”并不是定量技术可以描述的。姚明的高收入是一回事，贪官们卖官鬻爵的收入是另一回事——公众舆论真正痛恨的是后者，因为其收入不合公义。可是，关于收入差距的测算并不能划分这个及其重要的区别。其实，真正威胁改革存亡的严重问题是，即使根据反贪部门公开发布的腐败案例，人们也看到利用公权力腐败——显然不合正义的收入——的趋势在中国有增无减。 除了当事人的道德水准外，贪污腐败的趋势到底与什么有关？对此，张五常曾提出过一个理论。在本文开首提及的《中国的前途》里，五常指出，就竞争稀缺资源而言，人类社会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经济制度。一种以等级制特权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防止稀缺资源被彻底滥用。另一种就是产权制度，即以财产权利的界分来划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以刺激生产、交换、分工与合作。张五常更推测，当第一种经济制度转向第二种制度即市场经济的时候，腐败将大量发生，因为原来的等级特权无可避免地要争取最高的“权力租金”。这个过程甚至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秩序”，即“制度化腐败”（institutionalized corruption）。后来的中国经验的确表明，腐败不仅仅是改革启动的一种伴随物，也是瓦解公众支持改革的腐蚀剂、甚至是终极改革的致命杀手。转型经济怎样应对制度化腐败，是一项严重的挑战。 邓小平的答案是多手并举：道德教育、党的纪律和法治。我不认为还可以想出更多的办法来遏制腐败。问题是，在上述分权改革、重新界定权利、承认并鼓励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利用价格机制的每一个过程中，腐败不但形影相随，且有更快蔓延之势——腐败跑得似乎比改革还要快！1986年9月，邓小平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体制继续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为此，他开始部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还可以用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来做补偿？举一个例子，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给予补偿。但是，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官员下岗的现实威胁。对于一辈子管物价的官员来说，他身上的专用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全报废，他能接受吗？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贪污腐败是也）？公众不可能接受，而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于革命。 邓小平多次讲过“改革也是革命”。不过他面临另一项约束。作为“权力过于集中”的派生物，中国的党政骨干系统发达，但其他社会软组织发育不足，行政系统实际上负担着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转。这本身就增加了消化政治体制改革副产品——重新安排官员——的难度。另一个连带的后果，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一旦失稳，整个社会就容易动荡。所以，推进“也是革命”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稳定”为边界。于是人们看到，1986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实质推进。一年以后的中共十三大，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但没等到切实实施，“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随后发生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就再也没有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即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未竞的事业。 五、小结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背书。如果用最多数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作为评价标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一定会被写入历史。当然，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人们对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 有观察家以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竞争力的根本。对此我的问题是，改革前中国劳力和其他要素的价格更为低廉，为什么那时候并没有影响全球市场的“中国制造 ”？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知识扩展才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基础。不过若问，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对知识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答案是，改革激发了中国人掌握知识的诱因，而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也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不过，他并没有完成中国的改革开放。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有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作为渐进改革策略的一个结果，很多困难而艰巨的改革任务留在了后面，并面临改变着的社会思想条件。就在科斯先生主办的本次研讨会举行期间，全球金融动荡和油价高企，正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前所为没有的新考验。受汇率、利率、资源价格和行政垄断部门等重大改革滞后的拖累，中国经济能不能顺利应对这场新的挑战，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未定之数。 前年在深圳，我有幸听到张五常的如下见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来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我自己得到的观察，不容许我像他那样的乐观和肯定。不过，30年来中国的经验的确证明，未来绝不是宿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作者附记： 科斯教授指定的题目，是The Unfolding of Deng’s Drama，直译回来，就是“邓小平戏剧的展开”——在中文语境里是另外一回事了。于是改用便于理解的本文标题。考虑到报纸的发表习惯，原文注释全部删去，留在以后关于中国改革的学术论文里再仔细交代。本文草稿得到宋国青、汪丁丁、卢锋、薛兆丰、朱锡庆、梁红等人的阅读意见，对作者多次修订文稿帮助很大。英文稿在讨论会前夜才传到芝加哥大学，蒙97岁高龄的科斯教授亲自审阅，并通过他的助手多次传递老人家的评论意见。在7月14日开始的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研讨会”上，科斯的致辞，张五常的主题报告以及R.Fogel、H.Demsetz、R.Mundell和D.North的评论，以及王宁、 Roy Bin Wong，史正富、许成钢、张维迎、李俊慧、黄亚生、周燕、何东、朱锡庆等提交的论文、发言和讨论，不但增加了作者理解中国改革的视野和深度，更直接推动作者对本文的修订和补充。关于这次芝加哥学术盛会，作者和其他参与者应该还有文字报道与读者分享。这里谨对科斯及各位会议贡献者致以谢意，当然文中尚存的错失之处仍由作者本人负责。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4月19日 中国人是否应当抵制“家乐福”--从外汇角度谈中国人是否应当抵制“家乐福”（转载）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左大培从外汇角度谈 （2008年4月18日）
奥运圣火传递经过英国、法国和美国时受到支持“西藏独立”的人的干扰，这 4月16日 教育主管机构不应该既当管理者又当裁判教育主管机构不应该既当管理者又当裁判。
可是实现起来很难。比如说前面有人提到现在很多富裕城市有民办的小学中学大学，但 是这些民办的学校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学校呢？举个例子，我以前的中学是当地最 好的中学，现在办了一个民办的分校，但是其实这个分校的主管都是从总校过去的老师 ，而且有不成文的规矩是分校校长升上去之后就成为总校的校长或副校长。所以分校总 的来说，教育制度思想等都不过是总校的延续，是政府公办学校的一个延续，而不是成 为一个补充。最重要的是分校没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唯一的不同是分校学费很贵。 教育应该怎么办，教育主管机构的功能是什么。如果把教育比作一个游戏(game),各种 学校（公办的，私立的），教师，学校管理者，学生，以及学生未来的雇主（或高一级 的学校，大学等）都是这个游戏的参与者(player)。教育部的作用，不是要参与到这个 游戏中去（现在教育部就是充当学校管理者，教育部部长可以说是所有学校的总校长） ，而是要制定一个机制，使得参与这个游戏的每个人都得到好处，最重要的是要是教育 的主体：学生满意，让社会潜在的教育需求满意。这是一个机制设计问题(mechanism design)，也就是说教育部要设计游戏规则，而不是去想一条游戏获胜的方法。而游戏 获胜的方法应该由每个参与者去想。现在的教育部门不是管的不够，而是管的太多。 稍稍引申开去，就可以推论出一些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教育券制度：教育建设的经费中（ 特别是对于公办教育部分）有主要一部分不是发给学校，而是发给学生和老师，由学生 选择去哪个学校。这样，学校就必须对学生负责，对学生未来的雇主负责。因为倘若哪 个学校的学生都找不到工作，就不会有学生去读这个学校，这个学校没有经费维持自然 就消亡了。在这种体制下，学校的主管领导不再由教育部规定，实际上，即使规定了， 若治学不好，学生也不会买帐。实行这样一种教育券制度的方法，可以通过剥离教育部 的部分经济投资功能，教育部只规定体制内的东西，可以定总的基调，但不干预每个学 校的自主管理。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可以挂靠财政部，或者科技部，或者新成立的工信 部，或者兼而有之，这些机构掌握教育科技这块资金的分发方式，怎么分发尚待商议， 但有一点明确，其中有一大部分分发到学生和教师个人。 私立教育方面，要改革教育准入制度，教育好坏的衡量标准，不是盈利还是不盈利，而 是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不是一个健全的人，是不是一个社会需要的人。所以，民办学校也 好，私立学校也好，你能盈利，又能为社会接受，培养优秀人才，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改革教育准入制度最重要之一就是实现完全的自主招生权利。学生有权选择学校，学校 也有权选择什么样的学生，而不是现在的通过高考唯一选择的方式。 4月14日 Why we Trade? by Russ Roberts贸易的目的是什么
作者：Russ Roberts 大多数政客的演说都会让你觉得，商品出口是打开繁荣之门的钥匙，而商品进口则威胁着我们美好的生活。进口量多于出口量，我们称之为“贸易赤字”。它 往往被描绘成“亡国之道”。美国总统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就想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以防止中国通过“不平等贸易”的手段销售他们的产 品；而共和党的候选人米特·朗姆尼则认为，贸易的好处在于出口，因为出口能为大多数美国人带来利益。政客们总在不停地说，为美国商品打开其他国家的市场是 何等重要，但为外国商品开放本国市场带来的好处，他们则绝口不提。 以上这种关于出口和进口的观点，叫“重商主义”。它产生于14世纪，差不多和“炼金术”一样深入人心，是“前启蒙时代”所具有的另一个特征。 “进口不好而出口好”这一逻辑，初看是简洁明了的。毕竟，一个工厂在国际竞争中因为不敌对手而倒闭了，工作职位就会比原来少了。难道不是进口导致了工厂倒闭吗？难道不是因为出口才会兴建工厂吗？ 当真如此？不妨想一想，我们就当重商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状况实现了。假如我们只有出口，却什么也不进口，那就是极端的贸易盈余了。那就是说，我们卖 力干活，不仅耗费原材料，还得耗费精力和发挥创造力，给别人生产产品，却根本不索取回报。如果是这种状况，那么它就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奴役。永远都 在“为他人作嫁衣裳”，国家的富裕又从何谈起？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形：我们只进口商品，却什么也不出口。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这将是一个噩梦般的状态。可事实上呢？想像一下每天早上起床，在你家 门前停着一辆日本生产的轿车，在你的衣柜里放着中国生产的衣服，而在你的酒窖里则放着来自法国的葡萄酒。它们全都是免费的！你会觉得自己身处天堂，要不 然，就是圣诞老人刚到过你的家。从外国取得免费的商品，或者购买廉价的商品，怎么可能导致我们贫穷呢？商品进口，又怎么会伤害我们？ 我们出口商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创造就业机会，而是为了是赚足够的钱，再从外国进口另外一些商品，一些我们难以生产，或者生产成本较高的商品。为了 得到这些商品，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外国人送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连出口的不需要了。然而世事又岂能皆尽人意？所以，为了进口商品，我们需要出口商品，出口是进 口的必由之路。 在日常生活中，道理也是一样。如果别人送我们一块香蕉面包，又或者几个自己种的番茄，我们便会很高兴。当然，他们要是送一辆轿车，我们会更高兴，即 使不是太贵的车。然而，当别人给我们轿车，衣服，手表，鞋子的时候，他们期望得到回报，这也是合情合理的。而世界也正是以这种方式运转的。不要再这么笨， 抱着什么都要自己生产的想法，把相对便宜的商品拒于家门之外，或者国门之外了。自给自足的结果，只会是一贫如洗。 况且，商品进口是不会减少就业机会的。它只会减少某些行业的就业机会。贸易让我们获得更廉价的商品，使得原有的资源得到释放，从而转到其他地方，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这正是我们进行贸易的原因——利用其他国家更有效率的生产技术，为我国生产更多新产品创造条件。 自1976年至今，美国每年都有商品交易的赤字，但与此同时工作职位增加了五千万个。人均收入的增长，扣除通胀后，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五十。有些人总 以“贸易赤字导致冻薪”为由，制造恐慌。然而他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薪金外的收入（在工人的收入来源中，这部分的比重越来越大）。另外，他们也未能正确地 计算通胀。 在最近的一次共和党总统选举辩论会上，一位主持人提到自1989年起，美国在贸易过程中流失了五百万个工作机会。他想知道竞选人对此有何对策。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从何而来，但主持人的言下之意，18年中流失五百万个就业机会，是很大的数字。如果我口袋中的一美分硬币，有五百万个，或者我小孩 的生日会，将有五百万个人前来参加，那么五百万，的确是个很大的数字。但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系当中，当谈及就业机会增加还是减少，五百万，只是一个很 小的数目。 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美国劳工统计局都会给出一项数字，估算美国经济中工作职位数的增长。是净增长，即职位增加量减去职位减少量。同时，美国劳 工统计局也会按季度统计职位增加总量和职位减少总量。在2006年的第四季度，职位增加总量是七百七十万，而职位减少总量则为七百二十万。只要不是经济衰 退期，类似的情况每个季度都在发生。正是这样日积月累，我们才可以在过去30年中，增加五千万个就业机会。 18年中因贸易流失了五百万个就业机会吗？美国劳工市场每三个月新增的职位，弥补流失就已经绰绰有余了。 贸易只是影响职位数字的因素之一。消费者品味会转变，技术变革会使员工工作效率更高，有的行业会萎缩，有的会扩张，有的会消失，新的行业会产生。这 些因素都可能导致职位的增加或减少。对于贸易所带来的工作职位流失，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称之为“在破坏中建设”。他明白到，正是这个潜在的机制，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不要再恐吓人们，说中国正在威胁我们的经济了。假如我们不计较贸易赤字，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更和平。即使我们真的要关心贸易赤字，至少，也应该更理智地讨论它。
To hear most politicians talk, you’d think that exports are the key to a country’s prosperity and that imports are a threat to its way of life. Trade deficits—importing more than we export—are portrayed as the road to ruin. U.S. presidential hopefuls Hillary Clinton and Barack Obama want to get tough with China because of “unfair” trading practices that help China sell products cheaply. Republican candidate Mitt Romney argues that trade is good because exports benefit the average American. Politicians are always talking about the necessity of other countries’ opening their markets to American products. They never mention the virtues of opening U.S. markets to foreign products. This perspective on imports and exports is called mercantilism. It goes back to the 14th century and has about as much intellectual rigor as alchemy, another landmark of the pre-Enlightenment era. The logic of “exports, good—imports, bad” seems straightforward at first—after all, when a factory closes because of foreign competition, there seem to be fewer jobs than there otherwise would be. Don’t imports cause factories to close? Don’t exports build factories? But is the logic really so clear? As a thought experiment, take what would seem to be the ideal situation for a mercantilist. Suppose we only export and import nothing. The ultimate trade surplus. So we work and use raw materials and effort and creativity to produce stuff for others without getting anything in return. There’s another name for that. It’s called slavery. How can a country get rich working for others? Then there’s the mercantilist nightmare: We import from abroad, but foreigners buy nothing from us. What would the world be like if every morning you woke up and found a Japanese car in your driveway, Chinese clothing in your closet, and French wine in your cellar? All at no cost. Does that sound like heaven or hell? The only analogy I can think of is Santa Claus. How can a country get poor from free stuff? Or cheap stuff? How do imports hurt us? We don’t export to create jobs. We export so we can have money to
buy the stuff that’s hard for us to make—or at least hard for us to
make as cheaply. We export because that’s the only way to get imports.
If people would just give us stuff, then we wouldn’t have to export.
But the world doesn’t work that way. It’s the same in our daily lives. It’s great when people give us presents—a loaf of banana bread or a few tomatoes from the garden. But a new car would be better. Or even just a cheaper car. But the people who bring us cars and clothes and watches and shoes expect something in return. That’s OK. That’s the way the world works. But let’s not fool ourselves into thinking the goal of life is to turn away bargains from outside our house or outside our country because we’d rather make everything ourselves. Self-sufficiency is the road to poverty. And imports don’t destroy jobs. They destroy jobs in certain industries. But because trade allows us to buy goods more cheaply than we otherwise could, resources are freed up to expand existing opportunities and to create new ones. That’s why we trade—to leverage the skills of others who can produce things more effectively than we can, freeing us to make things we otherwise wouldn’t be able to afford. The United States has run a merchandise trade deficit every year since 1976. It has also added more than 50 million jobs during that time. Per capita income, corrected for inflation, is up more than 50 percent since 1976. The scaremongers who worry about trade deficits talk about stagnant wages, but they ignore fringe benefit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part of worker compensation) and fail to measure inflation properly. In a recent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debate, one of the moderators said that since 1989, the United States has lost 5 million jobs to foreign trade. He wanted to know what the candidates were going to do about it. I have no idea how you measure that number, but the implication was that 5 million lost jobs over 18 years is a big number. Five million is a large number if we’re talking about the number of pennies I have to carry in my pockets. It’s a big number if we’re talking about the number of people coming to my kid’s birthday party. But it’s a very small number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job destruction and the job creation that follows in a dynamic economy. On the first Friday of every month, the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produces an estimate of how many new jobs are added to the U.S. economy. That’s the net change, the gains minus the losses. The bureau also estimates quarterly gross job changes, the absolute number of jobs created and destroyed.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6, there were 7.7 million jobs created and 7.2 million jobs lost. That happens every quarter when there isn’t a recession—that’s how you add 50 million jobs over three decades. Five million jobs lost over 18 years? Every three months, the U.S. job market more than makes up for those losses. Trade is just one economic force that creates and destroys jobs. Tastes change. Innovation makes workers more productive. Some industries shrink. Others expand. Some disappear. New industries get created. Joseph Schumpeter called it creative destruction. He understood that it i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that transforms our standard of living for the better. Let’s stop trying to scare people with the Chinese threat to our
economy. The world would be a better and more peaceful place if we
stopped measuring the trade deficit. But if we’re going to measure it,
the least we can do is talk about it sensi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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